在這狀況下,人被迫地必須想辦法表達自己,想辦法壓榨自己的靈魂,擠出一點點能讓自己散發看起來和別人「不一樣」的靈光。
到了清末,來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傳入,漢人的祖國認同又發生了裂變。反之,他們認為「中國」只是大清帝國殖民地的一部分,他們是外來征服者。
比如,中國式王朝大都只有一座都城,而滿清皇帝(大汗)卻在熱河、紫禁城和郊區花園裡移動辦公,在不同的朝拜者面前扮演不同角色——滿人的皇帝被信奉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,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漢人的皇帝「獲此殊榮」。後來,他們逐漸發現,清帝國的統治優於明帝國,大勢已去,不可逆轉,即便是王夫之、顧炎武亦承認「遺民不過第二代」。滿洲人的統治方式與中國過去的漢人帝國相異,「滿洲的統治特色」才是大清帝國成功的關鍵。……清之所以成功,恰因為它不是漢人王朝。後來的共產黨則從馬列主義「民族自決觀」出發,承諾幫助被帝國主義殖民的弱小民族(蒙古人、西藏人、西北穆斯林、台灣人、朝鮮人等)獨立建國。
但是,創建大清帝國的滿洲人,卻從來不認為自己屬於「中國」,「大清」不是中國的一個朝代。大清的政策在許多方面恰恰與中國統治王朝的政策相反。東海創校時代教筆者英文的練馬可老師(Mark C. Thelin)也被南神吸引,1990-1999年他更到南神執教,創立社會工作學系,訓練學子服務當地農村社會。
聯董會與董事會成員,皆充滿熱情,希望創立一所崇尚人文主義價值的基督教大學。東海人到中國去「尋根」是緣木求魚。文:蔡榮芳 檢視「黨國文化」遺緒與「兩岸文化交流」(以東海大學為例) 東海大學文藝復興之道,必須以民主法治原則,克服「黨國體制」遺緒之阻撓。台南神學院經過黃彰輝院長主持16年,直到今日,已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台灣母語文化與本土意識的堡壘
東海的自由主義教授們,對國民黨一黨專制也稍作批評。導致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不會說台灣的母語,忘掉自己生命和身分的根源。
雷震《獄中手稿》寫道:蔣政權反共「不以民主自由為基礎,那不過是以暴易暴耳」。有鑒於此,筆者認為,母校東海大學以及國內各院校,應該腳踏實地,鼓勵師生認識台灣、重視本土,切勿好高騖遠,只一意熱中撒大錢作「兩岸交流」。文:蔡榮芳 檢視「黨國文化」遺緒與「兩岸文化交流」(以東海大學為例) 東海大學文藝復興之道,必須以民主法治原則,克服「黨國體制」遺緒之阻撓。它是「為台灣人辦的基督教大學,所以西方人士與中國大陸人士應為從屬地位」。
事實上,長期間國、共兩黨的共同特徵,就是堅持「黨國一體」、「黨國文化」的一黨專制。中國國民黨來台灣統治63年(1945-2000。台南神學院經過黃彰輝院長主持16年,直到今日,已是一個非常寶貴的台灣母語文化與本土意識的堡壘。東海師生應該去關注、協助他╱她們,希望中國將來成為一個尊重人文主義普世價值的現代文明國家。
然而,當時的國民黨反對中共,並不是為了自由主義,而是因為中共搶奪了它在中國大陸的政權。大多數的台灣人不知道自己生長的土地的歷史、人物和地理。
東海人到中國去「尋根」是緣木求魚。筆者永遠記得當年在東海大學時,徐復觀和張佛泉老師教導的「自由與人權」。
芳威廉博士與黃彰輝牧師等多位自由派創校董事們,以及吳德耀校長,更期望培育東海人成為既「國際」又「本土」的自由主義世界公民。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國際文化交流。東海大學也馬上跟進,開始熱中於「兩岸文化交流」,無視對岸的中國專制集權。東海創校時代教筆者英文的練馬可老師(Mark C. Thelin)也被南神吸引,1990-1999年他更到南神執教,創立社會工作學系,訓練學子服務當地農村社會。況且,南神跟東海多年來有過相當密切的關係(南神的院長、副院長與教授,如黃彰輝、宋泉盛、安慕理〔Boris Anderson〕、彌迪理〔Harry Daniel Beeby〕是許多年的東海董事)。聯董會與董事會成員,皆充滿熱情,希望創立一所崇尚人文主義價值的基督教大學。
東海不是它們的「翻版」,而是「從零開始」開辦的全新大學。跑到專制極權的中國,要如何為「求真」的校訓「尋根」? 著重自由人文主義價值的文理學院〔如伯里亞學院(Berea College)、安蒂奧克學院(Antioch College)、奧伯林學院(Oberlin College)〕,才是今日東海人應該「尋根」以及學術交流、結成姊妹學校的理想對象。
2008-2016),「黨國教育」獨尊中國國語和歷史地理,在長達38年的戒嚴期間,強迫學童必須說「國語」,不許說母語。然而,尋根與學術交流也不能完全捨近求遠。
2015年9月30日的《東海人季刊》報導:暑假,21位東海學生在東海TEFA學術發展基金會與校友們大筆資金贊助下,前往「大陸」進行一個月的「百刻旬踏——東海大學六十週年校慶尋根計劃」,「學生以單車及鐵路的方式,尋訪東海創校所源之十三所大學中的六所大學,並在各所大學舉辦師生座談」。可是,1970年代東海大學由國民黨的校長主政以後,濃厚的國民黨「黨國文化」籠罩全校,而其遺緒至今仍然滯留在東海校園裡。
東海大學的校訓是「求真、篤信、力行」,而追求真理的先決條件是「自由」,唯有自由的環境,才能培育獨立思考的學子去追求真理。1950年代,東海大學的主要創辦人芳威廉博士強調,東海大學「不應是大陸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,……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」。奈何今日中國共產黨「黨國體制」下,「文字獄」隨時爆發。二戰之後出生的台灣人,被國民黨政權教育成「中國人」,熟知中國各省的鐵道、礦產與地理,卻不知道台灣的南投和大甲溪在哪裡。
年輕的東海學生應該到南神去尋根,特別是學習他們如何珍惜台灣人的母語文化、愛惜台灣的土地與人民,以及信奉基督教自由人文主義價值。相對於其他院校,1950-1960年代的東海大學,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鎮。
譬如,2018年8月1日,正當《美國之音》「時事大家談」節目直播討論習近平撒幣外交話題時,嘉賓之一、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的家,被當地八名警察破門而入,阻止孫教授發言,並粗暴地將八十四歲的孫教授及其夫人帶走,多日音訊全無。民主化的台灣在2000年大選將國民黨趕下野之後,國民黨一夕之間,從過往的「反共」變成「親共」,試圖聯合中共來對付民選的民進黨政府,積極推動兩岸之間的經濟文化關係。
這並非單一事件,「文字獄」經常發生當然,答案還沒有找到,也不太可能會是一個善/惡、利己/利他截然二分的答案。
」意思就是楊朱主張「為我」,即使拔一根毛髮對天下有利,他也不肯做。楊朱的理念可以算是「利己主義」或「個人主義」,他認為如果每個人都不為別人犧牲,但是也不要別人為他犧牲,每個人好好照顧自己,不去照顧別人,也不要求別人照顧他,那麼天下就太平了。一七七六年出版的《國富論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Nations),闡述他的經濟思想。孟子VS.荀子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,荀子認為人性本惡,孟子在〈告子上〉裡對「人性本善」的看法有很多闡述,他說:「人性之善也,猶水之就下也。
因此荀子認為人的本性是惡的,必須經由教育來導引向善。墨子兼愛,摩頂放踵利天下,為之。
」 換句話說,史密斯認為人的本性有利己的成分,也有利他的成分。人人不損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天下治矣。
也有人認為史密斯的兩個觀點並不是完全一致的,《道德情操論》裡,他的觀點傾向道德、情操,因此認為利己和利他並存,十七年後出版的《國富論》裡,他的觀點傾向經濟行為,因此較為強調利己的理念。《國富論》開經濟學的先河,奠定了史密斯成為近代經濟學鼻祖的地位,他相信人類許多行為——特別是經濟行為,是源自利己的心態和理念,《國富論》裡,他說: 每個人常常需要別人的幫忙,但是他不能期待這些幫忙純粹來自別人的仁義和善心,他必須用利己的心態來打動他們,讓他們了解這些幫忙是對自己有利的,我們的晚餐並不是來自宰牛的屠夫、釀酒的農人和烘麵包的師傅的仁慈和善心,而是來自他們對己身利益的關懷。